政协委员为何敢言

正值春寒料峭的时节，每年这个时候的北京，都会有那么十来天，路上的车特别堵，酒店的房特别难订，高档饭馆在晚上特别火爆。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饭局上的话题难得地集中：十桌里至少有七、八桌的人都在谈论人大、政协会议的话题。首都的初春年年就是这样开始的。

昨晚趁着休会，请大学时候的一位老师吃饭。老先生年过耳顺，从国企老总的位置退下来已一年有余，他是连续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今年是他最后一次进京参加政协会议，明显感觉到老先生起了变化：放松了，随和了，不像以前那么时刻小心翼翼的了。

席间谈起政协委员马富才（原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曾任中石油董事长）在分组讨论时透露，目前中国的成品油价格中，税收比重高达44%-45%。“从加油枪加到消费者身上的油价中，增值税、养路费、教育附加、城市维护，税种名目繁多。”我不禁有些忿然：“为什么他当中石油董事长时不讨论这个问题，非得到退了休无力解决的时候，才提出来呢？！”

老先生笑了，同样身为退休政协委员的他，对此有务实和深刻的理解。他的一番剖白和感慨听来令人唏嘘。

“政协委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任职后期或退休不久的政府官员或国企高管。这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一种体制性安排——既能适当地延长这一人群的职业生涯，又能使这一人群在新的平台转换角度审视自己曾经从事的行业，从而更好地达到建言献策的目的。以老马为例，他在任中石油董事长的时候，估计脑子里大多是销售额、利润率、管理架构、企业战略这些概念。也只有到了政协，他才会去真正花时间琢磨，老百姓买了我的一升油，其中有多少是买油钱，多少是交税费。”

坦白说我和老马一样，在国企老总位置上的时候，都是从企业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不会过多地从老百姓或者政府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还是拿税费举例：其实任何一种商品在国内的销售价格，其中都包括了不低于30%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税费。国有企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偷税漏税，但还是有一些变通的办法。税高了？我会和税务部门协商，申请相应的减免政策；费多了？我就找政府协调，进行一些部门间的利益平衡。这些方面国企总归要方便一些。如果都行不通，我就提高销售价格。”

国资委对国企一把手是有考核指标的，如果连续几年不达标，就得下课。考核指标里并没有这一项：让一把手去考虑公司产品及产品价格对老百姓收入的影响。现实地讲，国企老总在任上把企业做大做强，把企业员工的收入提高，让国资委对企业认可，就算对国家对社会做出了贡献。至于说这家企业是不是依靠垄断性资源获得了利润，是不是破坏了社会经济生态的平衡，是不是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那可不是一个国企老总应该去考量和评判的事情，否则的话，就在这个位置上干不长了。

政协开会的时候，退休的委员确实比在职的委员敢说敢写敢放炮。一方面在职的委员不可避免地顾忌要多一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退休的委员可以更纯粹、更无羁绊地审视和反思以前所处行业的问题，转换了角色以后能够更全面、更宏观地探讨解决问题的方式。以我自己为例，前几年我提交的多是要求政府如何更好保护国有企业的议案，这两年我都是提交的议案是关于如何降低行业的进入壁垒，如何引导民营企业在这个行业内发展。”

曾经有人调侃，说退休官员敢说真话是因为落差很大，很不适应，因此就开始“炮轰”，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以找回昔日的权威。在老先生看来并非如此，“至少我认识的相当一群退休的政协委员不是这样：偌大一个中国，总得要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饭后送老先生返回酒店，看着他孤零零走进酒店大堂的背影，不禁回想起几年前，也是在他参加“两会”期间，也是在这家酒店，他被前呼后拥的情形——此刻的老先生似乎要更高大，更厚重一些。只是这些提案有多少会引起重视呢？我想起了另一个政协委员的总结：政府各个部门想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提了有用。如果不想干，你要一直提到他们想干的时候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