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期间回了一趟武汉。我的老家就在武昌，恰巧就在离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所在地---起义门不到十分钟的距离，几乎每次出门都要经过这里。今年的起义门少了往日的嘈杂和市井，多出了十分的紧张和庄重。工人们忙着给刚拓宽的道路画线；给新修的路边花坛栽花种草；白天晚上都能见到许多官员模样的人在指手画脚。而国庆长假人多车多，周边的交通由此变得混乱不堪。暴躁的武汉人可不理会几天后的辛亥革命百年庆典，依旧是扯着嗓子在拥堵的马路上怒骂；怒骂无用之后，依旧在马路上无可奈何地你挤我抢，互不相让。

 看到这一幕，我很好奇：100年前的这个时候，当熊炳坤等义士领着新军工程营起义的弟兄们，沿着同样是这一条路冲向总督府的时候，马路毫无疑问也是给堵住了的，我的这些可爱的武汉乡亲们也会像这样暴骂吗？

  不过老百姓除了能骂一骂，还能干什么呢？---辛亥革命以前，老百姓干不了什么；辛亥百年的现在，老百姓同样干不了什么---除了干扰他们正常生活后的无奈暴骂。

  无独有偶，年初以来温州出现大规模的中小企业主出逃风潮，且愈演愈烈。迫使温家宝总理在十月三日南下温州，调研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和高利贷疯狂膨胀的问题。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中国)十月八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小企业主们对于未来有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悲观的看法。72.45%的受访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没有利润或小幅亏损。问题的源头一直都很清楚：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没有考虑中小企业的利益；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存在严重的信贷歧视；中央和地方的各种税收不断吞噬中小企业的收益。

 其实一百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辛亥革命前，清王朝的商人是不入流的，除非你是“皇商”；百年辛亥后的今天，中小企业同样是不入流的，除非你是“国企”。

  草民与奸商---百年的辛亥，不变的人！

  这几天看一些纪念百年辛亥的文章，发现甚少有人提及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有一些奇怪：这可是辛亥革命的启蒙之篇。可以说，没有这本书，就没有康梁的“百日维新”，没有清王朝的“宪政改制”，也就没有此书出版后仅十七年就爆发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的《上李鸿章书》更是由此书而来，甚至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都专门提及此书对他青年时代思想形成的影响。

  《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描绘了现代中国应有的雏形。一百多年前的郑观应就已经认识到了民众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认识到了商业和教育是联系国家与民众的纽带：“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振学校”。

 他更是将商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他还富有远见地意识到了“国营企业”对国家经济的损害：“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假公济私；位卑而权轻者，相率听命，不敢多言。公司得有盈馀，地方官莫不索其报效，越俎代谋“。

不禁作一痴想：如果将全国各地为辛亥革命百年庆典所糜费的亿万银钱省出来，送给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草民奸商，人手一本《盛世危言》，好好地学习和自省，是不是对百年辛亥一种更好的纪念呢？

 辛亥百年后的中国，不需要，也万万不能再有一场革命，一百年来我们已经历了太多的革命！我们需要改变：虽然我们已经懂得了“商战重于兵战”的道理，国家经济在近二十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多：老百姓不再是草民，而都是公民；商人不再是奸商，而都是国家的精英。若如此，则当是：万年的中华常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