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的红顶商人们，游走于商业和政治跷跷板的两端，如何能不高危？稍不留神，即坠入万丈深渊 

几天前见一位央企高管，席间谈起业内频发的贪污受贿案件，他不禁掷箸长叹，国企高管都是高危人群啊。这位仁兄年纪不过50，却已是两鬓染霜，满面倦容。笔者对他不仅有一些高尚的心酸，也有一些低俗的幸灾乐祸。正应了一句话，风光背后是险峰。

自1889年张之洞创建汉阳铁厂—这可以算作中国第一家国有企业吧—以来，历时120年，国有企业的一条根本依然不可动摇：企业领导人由上一级政府机构任命—顶子由官家给，所以还是“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风光无两不用细说。在我们这个有着“重农轻商”传统的古老国度，一个商人能够戴上红顶子，搁晚清起码是三品，搁现在至少也是司局级。凡能获得红顶的商人，不少的确可以说是人中之龙，因为纵横开阖于政商两界，庸常之人恐怕连两边的门儿都摸不着。

不过，清朝以来，红顶商人其实一直就是“高危人群”。印象中除了云南“钱王”王炽的结局好一些，浙江富商胡雪岩、福建富商伍秉鉴等人的结局都不太好，不是被自己人干掉，就是被洋人干掉。

风险来自何处？商场之上行官场之事倒也罢了，倘若在官场之上行商场之事，就埋下了风险种子。

商业之事，是在法律范围内实现收益最大化，核心本应在于效率。政治的根本则在于确证权力长期有效，其核心本应在于公平—商业与政治相当于天平的两端，此消彼长且互无交集。古往今来的红顶商人们，游走于这个跷跷板的两端，如何能不高危？稍不留神，即坠入万丈深渊。

放眼当下，政府对各级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管理不可谓不严，考核指标不可谓不细。既有国资委，又有纪检部门，层层把关。可是，仔细琢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发现国资委就像要求政府官员一样，对其所辖的国有企业领导人提出廉政要求：这其实无异于在商场之上行官场之事，难怪只能收到隔山打牛之效。

以近日电信业连续暴发的腐败案为例，四川移动音乐基地负责人李向东，不可谓不是能干之才，将无线音乐业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终打造成为移动业务里的一座金山。相比其他经济发达省市，四川移动能在中国移动各地方公司中排到第四位，实属不易。

换作一家纯粹的企业，这等业绩优秀员工，自然应该获得重用，奖金和升职是理所当然。然而，国有企业中的行事规则并非如此简单清晰，历来国企高管任免不仅仅以经济效益论职位高低。事实上，音乐基地的利润一直直接上交中国移动总公司。

此处无意为李向东辩护，不论何人，自然应当有罪必究。不过，人非圣贤，岂能没有个人欲望，更何况周边还有说不清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等种种关系缠绕……比较合理的规则能够将欲望转化为正面动力，此即现代管理人常说的激励机制问题。

国有企业里并非没有激励机制，只是被官场意识形态严重扭曲，因此国有企业领导者很少在商言商，或者他们所言的是另一种商。比如，眼下国资委提出做大做强，很多国有企业蜂拥而上，只顾做大规模，不顾效率与回报，目的在于为个人升职制造政治资产。

至于利用企业为个人谋求小利，则更可说是普遍存在的“潜规则”了，其受益者则不仅仅是企业中人，还有更大的一个介于官场与商场之间的利益群体。

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国家繁荣一时。近几年出现新现象，改革初期势头蓬勃的民营企业，似乎正在让位给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体积成长惊人，对于中国未来增长的利弊还有待探讨。但可以肯定，随着国有企业规模壮大，牵扯的利益也就越多，未来国有企业高管出事的机会也就越大。如何防范将是未来国有企业监管部门的一大挑战。

几年前，不少在国企的朋友，几乎人手一本台湾作家高阳所著《胡雪岩》，认真之情胜过学“三讲”，其情形颇为好笑。其实，记住胡雪岩同志“前半夜想别人，后半夜想自己”这句名言足矣，其他的不晓也罢。